人把握到自然之道的本质，也就形成了与乾坤天地之德相对应的天地之心。
也就是说，不能恰如其分地认识自我，缺乏自知之明。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范仲淹的名句传诵至今，正反映了人们对献身于社会群体这一行为的高度肯定，也反映了人们期望社会涌现出更多具有这种高尚品德的君子。
尤其是在一些流水作业的生产线上，人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单调的操作，生活变得紧张、机械和乏味，容易导致失落感和对生活的迷惘。有人认为，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忽视或压制个性。以儒学为主要理论基础的中医认为，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失调，是人得病的主要原因之一。例如，荀子将节用与御欲联系起来，提出人们在生活消费中要有长虑顾后的观念，而不应任人之欲。因此，对现代人的生活而言，不确定性、不安全感在增强。
相反，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群体的奉献，正是实现自我价值、形成完美人格的正确途径。然而，这并不容易做到。这虽是地方个别行为，却表明孔子远在边陲也已得到足够的推崇。
帝好儒术文辞，颇改宣帝之政，言事者多进见，人人自以为得帝意。汉成帝绥和元年（前8），梅福建议，封孔子之世以为殷后。而无公出酒脯之祠，臣即以奉钱修上案食醊具，以叙小节，不敢空谒。是以进而俎豆，退而黜夺，莫不经众贤所论，以求众心所同，而后跻于先圣、先师之侧。
后世甚至有《文翁礼殿图》行世。此外，在唐代，释奠礼不仅用于祭祀孔子、周公，还用于祭祀武成王姜太公。
诏僖从还京师，使校书东观。之后，虽有短暂逆流，但文庙遍布全国的情形无法改变。而主持者乃有司或官，可见是一种官方祭祀活动。褒成侯四时来祠，事已即去。
可见，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虽然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外来佛学和本土道教的冲击，但是对于孔子的尊崇和祭祀，反而不亚于独尊儒术的两汉。汉代皇帝虽多次幸鲁祠孔子，甚至用太牢之礼，不过，可以推想，此时并无固定的祭祀礼制可言。到了清帝国即将寿终正寝的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，正式定祭孔子为大祀。祭祀祖先，乃出于对亲情的维护与延续，而源自于血缘的亲情乃是维系宗法社会和谐秩序的一个重要纽带。
而历朝历代的祭祀变革无不彰显了其时的世风与时势变化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对孔子的祭祀都没有提上议事日程。
文庙祭祀中的从祀制度应当是对此类祭祀的借鉴。尤其可以从文庙从祀制的变革中，发现儒学本身的学术、信仰变化。
这成为孔子庙从阙里走向外地的开始。这是与宋代儒家道统意识、道学兴起紧密相关的。唐开元二十七年追谥为文宣王。常时，谓春夏秋冬四时所行之释奠。这种祭祀老师的模式，因为儒家的推扬而延续下来成为传统。这样，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和发展，释奠礼在这一时期逐渐定型完备，以孔子为释奠的主要对象这一制度基本得以确立，尽管后世仍有波动。
以至到了明代末叶，崇祯十五年将周敦颐、二程、张载、邵雍、朱熹等六人尊为先贤，凌驾于汉唐诸儒之上，使明道之儒地位上升。即使在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，对孔子的官方祭祀也是迟迟不见踪影。
这次祭祀，开了后世皇帝和官方祭祀孔子的先河。而南朝梁武帝于天监四年（505）立孔子庙于京师建康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南齐武帝永明三年（485），议定孔子庙释奠设轩悬之乐，六佾之舞，牲牢器用，悉依上公（《南齐书·礼志》）。历代统治者对孔子的封号基本上是逐步提高的。
西汉后期，朝廷已经开始对孔子祭祀有所重视。而更为隆重的是天子的视学礼。世宗临雍，止称诣学，案前上香、奠帛、献爵，跪而不立。此时南北政权竞相褒封孔子及其后裔，重视孔子祭祀，充分显示文庙祭祀制度所发挥的象征力量，定然裨益安邦定国之计。
不过，永明所议定释奠之礼，则十分明确，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。因此，这些儒家要进而祀之，目的非有私于其人，而以其道无日不在人心。
鲁迅先生说这是一个阔的可怕的头衔。从史晨的话来看，东汉末年，孔子祭祀依然远非国之大典。
而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中尚有释菜释采舍采舍奠等相关记载。此番过鲁，恐怕也是出于叔孙通之流的主意，以太牢大礼祭祀孔子，向天下的儒生和士人发出信号，从而吸引更多的士子进入汉政权。
《孔氏祖庭广记》卷五云：后汉光武建武五年，破董宪，还幸鲁，使大司空祀先圣。六月，封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，奉其祀。孔子在历史上地位的起伏、儒学在历史上地位的升降，均可以在这一部文庙祭祀史上得以展现。对曰：‘臣闻明君圣主，莫不尊师贵道。
历代之所以十分重视文庙祭祀，其意义当然主要在于尊重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孔子本人，尊重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圣哲，尊重以孔子所创立的儒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，这应该是孔子祭祀的本质意义所在。文庙祭祀孔子，乃为尊祀其教、尊祀其道。
这是对文庙祭祀规格的一次提升。而释奠太公以八佾之舞，文庙释奠则舞用六佾，可见颇有轩轾。
霸上书，求奉孔子祭礼。有事，弟子服其劳，有酒食，先生馔，曾是以为孝乎？这里，尽管孔子以为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尚未真正达到孝，但将弟子先生纳入到孝的领域进行讨论，便暗示了当时先生、弟子之间的拟血缘关系。
